美国社区媒体 (American Community Media, ACoM) 于 12 月 19 日举行全国新闻简报会, 深入解析 " 美国枪支暴力, 为何仍未降温？ "。主持人是每周简报会的共同制作人 Sunita Sohrabji。大规模枪击事件和枪支暴力, 已成为美国生活中令人痛心且反复出现的现象。美国的枪支相关死亡人数, 仍然高于其他任何同等规模的国家。然而，尽管每次大规模枪击事件都会引发全国范围的愤怒，但政策应对措施仍然不均衡且两极分化，受到宪法辩论和美国枪支文化的制约。新闻简报会邀请精神医学、公共卫生与教育领域的专家与亲历者，从研究数据、政策实践与真实创伤出发，深入剖析美国枪支暴力的真实成因。三位主讲嘉宾分别是：Sarah Lerner，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校园枪击案幸存教师、教师反枪支暴力组织联合创办人 (Co-founder of Teachers Unify to End Gun Violence) ; Ragy Girgis，哥伦比亚大学精神医学教授、預防與評估中心 (The Center of Prevention and Evaluation, COPE) 负责人；Daniel Webster，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 (Bloomberg Professor of American Health) 枪支暴力研究权威。

　　2018 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高中校园枪击案的幸存教师，Sarah Lerner 回忆枪击发生时，自己正在教室里监考，起初还以为是消防演习，直到意识到是真实枪声。那一刻她必须在极度恐惧中，思考如何保护学生的生命。她形容，那种恐惧并不会在事件结束后消失，而是长期伴随，成为幸存者生活的一部分。她表示，枪支暴力不是统计数据，也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会在一瞬间彻底改变无数家庭与社区命运的现实创伤, 校园枪击的影响远不止案发当天。许多幸存者教师与学生, 长期遭受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在回到教室或校园时, 会不断被声音、场景触发回忆。对她而言，“活下来” 并不等同于 “恢复正常”，而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心理重建过程。在谈到近年来部分州提出的 “武装教师” 政策时，Lerner 语气明确而坚决地表达反对。她指出, " 这类提议, 完全忽视了教师的真实角色与校园环境的复杂性。教师的工作是教育、关怀和引导学生，而不是携带武器、承担执法职责。让教师持枪, 不仅会增加误伤风险, 也会给学生尤其是有色族裔学生和移民家庭的孩子, 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许多学生本就对执法权力感到不安，在校园中增加枪支，只会削弱信任感，让学习环境变得更加紧张和不安全。枪支暴力对社区的伤害, 具有高度不平等性。生活在暴力阴影下的，往往是资源最匮乏、声音最难被听见的群体。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 不在于增加更多的枪，而在于减少枪支进入高风险环境的可能性，并加强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支持。"  她呼吁, 社会不要只在悲剧发生后才表达哀悼，而是要在日常政策中做出选择，优先考虑预防。作为一名教师，她最希望看到的不是更多的安保措施，而是一个让学生可以安心学习、不必每天担心生命安全的校园环境。Lerner 最后强调，幸存者持续发声，并不是为了重温痛苦，而是希望用自身经历提醒社会：枪支暴力, 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是可以通过政策、社区行动与集体意志加以改变的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精神医学教授 Dr. Ragy Girgis 从研究数据出发，澄清了公众长期以来对 “精神疾病与大规模枪击” 之间关系的严重误解。Dr. Girgis 指出，社会讨论中最常见的错误之一，是将 “相关性” 误认为 “因果关系”。他强调，确实约有一半的大规模枪击实施者被发现存在某种精神疾病，但这一事实如果脱离背景数据来看，会导致完全错误的结论。他解释说，在普通人群中，大约 40% 到 45% 的人, 在人生某个阶段也可能符合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因此单纯因为施暴者中存在精神疾病比例，就将枪击事件直接归因于精神疾病，是一种严重的统计误读。为了进一步厘清这一问题，Girgis 团队还比较了两类人群：一类是使用枪支实施大规模谋杀的人，另一类是使用其他方式（如纵火、刀具等）实施大规模谋杀的人。研究结果显示，在后者当中，精神疾病尤其是精神病性障碍 (如精神分裂症) 的比例反而更高。这一发现说明，精神疾病与 “使用枪支实施大规模谋杀” 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特定或直接的关系。换言之，精神疾病并不是解释枪击事件的关键变量。Dr. Girgis 接着将重点转向一个在公共讨论中经常被忽视，却在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因素 - 自杀。他指出，目前已有超过 50% 的大规模枪击者在事件发生时或之后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且这一比例仍在上升。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另一个长期存在的疑问：为什么这些人选择枪支，而不是其他方式，来实施大规模谋杀,  Dr. Girgis 的研究发现，压倒性的首要原因是: 枪支往往也是他们计划用来自杀的工具。枪支在这些事件中同时扮演了 “杀人武器” 和 “自我了结手段” 的双重角色。从心理机制角度来看，Dr. Girgis 提出，人们要真正实施一场大规模枪击，通常需要跨越三道关键的心理或社会门槛：第一，是个人的道德良知或信仰体系；第二，是从家庭、朋友和社会中内化的价值观；第三，则是对被抓捕、被惩罚、被监禁的恐惧。当这三道防线被逐一瓦解时，极端暴力才可能发生。Dr. Girgis 强调，如果社会持续将注意力错误地集中在精神疾病本身，不仅无法有效预防枪支暴力，还可能进一步加深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反而适得其反。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枪支暴力研究权威 Dr. Daniel Webster 指出，美国社会在讨论枪支暴力时，往往过度聚焦于极端、罕见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却忽略了更普遍、也更致命的枪支暴力现实。他说, "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枪支暴力并不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悲剧现象，而是一个有清晰模式、可被预防的社会问题。美国每年因枪支死亡的人数仍然高居不下，主要原因并非大规模枪击事件，而是日常发生在社区中的枪击、自杀以及家庭暴力相关案件。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在美国超过一半的枪支死亡属于自杀。这意味着，如果公共政策和社会资源只集中在防范枪手，而忽视心理健康支持、危机干预和高风险人群的枪支可得性问题，就无法真正降低死亡率。枪支暴力在美国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征, 它并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集中在特定人群、特定社区和特定风险情境中。例如历史上有家庭暴力记录、酗酒或药物滥用问题、以及曾出现暴力威胁行为的人群，其枪支暴力风险明显更高。这正是为什么公共卫生研究反复证明，针对高风险人群的精准干预，比泛泛而谈的全面安全措施更有效。" 在谈到政策工具时，Dr. Webster 提到近年来一些州和城市, 已经通过实践证明，某些具体措施能够显著降低枪支暴力发生率。其中包括：极端风险保护令 (Red Flag Laws), 在出现明确危险信号时，允许法院暂时移除个人的持枪权；限制有家庭暴力记录者接触枪支；加强对酒精滥用与枪支同时存在风险的监管；社区层级的暴力预防与冲突调解项目，在枪击发生前介入。Dr. Webster 特别强调，枪支暴力并不是一个“文化宿命”。他指出，美国与其他高收入国家在文化多样性、城市化程度、心理健康问题方面并无本质差异，真正的不同在于枪支的可获得性以及政策的执行方式。他提醒公众，不应被 “没有任何政策能阻止所有暴力” 的论调误导。公共卫生研究从来追求的都不是“零风险”，而是显著降低风险。从这一角度看，美国在减少枪支暴力方面, 其实已经掌握了有效工具，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与社会共识去实施。Dr. Webster 最后总结道，如果美国希望真正降低枪支死亡率，就必须把焦点从单一事件转向整体模式，从事后反应转向事前预防，并将枪支暴力视为一个可以被研究、被干预、也被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记者提问环节，媒体记者询问一个核心问题：如果精神疾病并非枪支暴力的主要原因，那心理健康预防在减少枪击事件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对此 Dr. Girgis 表示，心理健康预防非常重要，但它的作用在于识别急性心理危机状态，而不是简单地贴上 “精神疾病” 标签。真正危险的往往是短期内出现的绝望、自杀意念、强烈愤怒与社会断裂，而非长期精神疾病本身。Dr. Webster 补充，心理健康干预若不与枪支可得性管理结合，其效果将非常有限。最关键的 “窗口期”，往往是心理危机与枪支可得性同时存在的时刻。Lerner 则从教育与社区角度指出，心理健康支持对幸存者、学生和教师至关重要，但如果社会只在悲剧发生后才投入资源，而忽视事前预防与政策选择，就无法真正减少伤害。三位嘉宾共同提醒，心理健康不应被当作回避枪支政策讨论的 “替代方案”。扩大心理健康资源本身值得支持，但不能取代对枪支可得性、风险管理与政策执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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