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 博客 | 设为首页 | 加为收藏 | 简体版 | 繁体版 
首页 新闻中心 视频新闻 图片新闻 娱乐 美食 博客 商讯 工商分类 侨报 APP下载 美国中文电视直播间 English
余秋雨:造谣者应受惩罚
2013-12-11 16:28    
关注度:   
简介:
“我和马兰离婚的谣言”这个是每半年出现一次。[查看详细内容]  分享到微信
详细:
主持人:谭琳

本期嘉宾: 余秋雨
作家、散文家 文化史学者
著作:文化苦旅 山居笔记 中国戏剧文化史述 中国戏剧史等
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奖等大奖

纽约会客室
首播时间:周六、周日 22:30pm-23:00pm
重播时间:周日、周一 7:30am-08:00am 
播出频道:美国中文电视73台, 63.4数字台
节目组联系: lintan@sinovision.net

谭琳:欢迎秋雨老师来到纽约会客室。能在纽约采访到你真的是机会难得,而且您是和马兰老师一起来的纽约也使得网上的谣言不攻自破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这段时间中国正在整治在网上造谣还有传谣的这些人。您关注到这个事件了吗?

余秋雨:我因为不上网,所以有关谣言的事情也是别人告诉我。那么可能在外面的朋友不太了解,不知道谣言对于中国人来说损害多大。可能又一些朋友,像你这样年纪很轻不知道在历史上谣言起的作用有多大。所以现在要整治谣言,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比如就我个人来说,在文革当中我的叔叔因为几句谣言自杀了,他以为他的死亡可以让谣言不攻自破。但是他一死,人家都认为是畏罪自杀,我爸爸也是因为别人的几句谣言他被关了十年。你看马兰的爸爸也是“右派”,也是因为几句谣言,就这些我的老前辈几乎都是因为谣言受苦受难,但是譬如我爸爸和我叔叔坟墓上的草青了又枯枯了又青多少年了,我们作为子女都不知道谁是造谣者。。。。我的叔叔的死亡曾经是我们全家十年之间衣食无着这个谣言是谁造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到现在为止还是不知道,所以这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大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造谣者永远安全,所有的目光都面对着被造谣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被害人,看他的表情,看他的态度,看他如何应对,就是这样的情境,这个就造成了一个跨越几千年的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种气场,这个我认为是负面的文化气场。我不要说政治人物和军事人物,就说文化人物,有多少人因为谣言后半辈子都在气愤当中度过,我们也为他们生气,譬如我写过的苏东坡就是几句谣言,那么结果他被流放,他几次要自杀,这么伟大的诗人竟然在监狱里不断被打,就是要他承认这个谣言的真实性,后来其实也没有给他辟谣,只是因为关的时间长了,连皇宫里面的人都觉得可以放出来了,就这么放出来,所以没有辟谣机制,这是中国文化老是不能前进,中华文明老师磕磕碰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障碍。所以我现在感觉到如果能够哪一天中国人能够真正的集体感觉到谣言的危害,谣言的危害和假货的危害是一样的,它是一件事情,就是真和假的关系,我们为什么假药,假奶粉甚至假文凭,假记者特别多,就是“假”和“谣言”其实是一个概念,就人们没有辨伪的机制,你如果不管你有多大的官职,多高的财富,如果受到谣言侵害以后,你在文化里面没有找到辟谣的程序,在中国文化里面找不到,我怎么来说清自己呢,没有任何办法,所以我觉得中国往前走,空洞的概念很多,但是这是个实实在在的概念,就是让造谣者们受惩罚。至于你刚讲的譬如“我和马兰离婚的谣言”这个是每半年出现一次。
谭琳:这个好像09年就出现了。

余秋雨:更早还有。你看我和她完全不是官员,所以造谣对我们来说凭心而论是比较少的,因为你不是官员,现在像马兰这样也早就退出流行。我其实也既不是官,也不常在媒体上出现,就是非常安静的人,那么偶尔譬如我的新书出版,有的人看到你的书写得比较好或者卖得不错,就开始造谣。造谣没有任何的代价的,所以譬如一开始以前也造造政治上的谣,那完全乱讲了,也造造经济上的谣,也完全乱讲,后来实在没办法就造情感上的谣,譬如“我和马兰离婚”,一会儿就离婚,一会儿就离婚,其实从“我和马兰离婚”这一点的大体上可以证明好多人因为谣言是总有一点因素才可以扩大,“我和马兰离婚”这一点彻彻底底相反,我们两个感情挺好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比方彻底一点来说就是我们连句重话也不会讲。

谭琳:从来没吵过架。

余秋雨:对,就不会吵架。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捕风捉影这个“风”都没有,起来的那个“风”都不太有就去造。所以我又一次曾经在书上对于一个有几个报纸专门造我们文化人谣言的报纸。我说二十年来,你们造我们文化人的谣言是太多太多了,那么现在请社长大人,你能不能举出哪一句是真的,已经二十年过去了,你们报纸的发行量又那么大,谣言那么多,我要求不高,就举出一句话是真的有没有,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化的步伐真的很艰难。艰难当中,有的可能是体制问题,有的就是千年的负面心理,譬如造谣。

谭琳:那像这样的谣言带来的舆论压力对你们的生活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余秋雨: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因为早就知道这种谣言的侵害,所以我们已经是和舆论没关了,因为我也不上网,马兰也不上网,我们也不看报,我们就开开心心过日子,有时候会传过来说你们又离婚了,我说我们又离婚啦,就是这样。最好玩的一次就是今年,网上就传开了,“几月几号下午,余秋雨现在在上海华山医院去世。生什么病什么病。而且是台湾联合报消息”这个很容易破,因为我一出来就证明我还活着,但是只有联合报发表声明说我们没有造过这个谣,他们说是根据联合报的消息,这个完全是胡扯。那么就是可见,我想说明一点就是好多人都以为谣言就是有一点因素,把这个因素给扩大了,我所感到的中国谣言,中国式的谣言往往是反着来的。谁和谁感情最好,哪一对夫妻感情最好就造离婚的谣。就是这样倒着来的,像我爸爸在文革当中,他是连副科长都没有见过的一个非常普通的职员。就一定要造谣说他是走资派,他是拥护刘少奇路线,这完全是颠倒过来的事情。马兰爸爸曾经是个编剧,就造谣说编剧里边坏人讲的话就是他讲的话,明明是坏人的话就说是他的话,纳闷这个歌谣言我希望海内外的朋友要明白,如果谣言是中国民族的一个大毛病,假使是一个大毛病的话,我们不要听着谣言就把它当成一件正事。我在海外经常会问到,在台湾经常会问到“你对这些有关你的谣言怎么看”。我说我们已经是疲掉了,已经完全不在乎了,不要当件事,但对于整治谣言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正面来看待,因为这实在是把我们民族的精神拖累得太久太久太久了,如果整治谣言都不能实现的话,我们以后的步伐还是非常的艰难,如果用科学的语言来讲就是它缺少时政意识,这是在西方很普及,缺少科学主义,缺少时政意识,这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件事,我也希望大陆能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我最怕就是表了这个态,做了这个架势以后,后来觉得谣言太多,这可能是民意也就算了,这可能是最大就是带有表演性的体现一下,这一点希望能够改变能够真真实实地做下去,让中国人像国际的人士一样,就是造谣是要受到惩罚的。

谭琳:您刚才也说,说您从来不上网,我曾经也看到报导说您报纸也不看,手机也不用,为什么?

余秋雨:是这样的,这个从正面的利益讲起来,我在研究中国文化史,我研究中国文化史的时候是非常投入的,我举个例子,比如最近在研究汉代,那么我的特点就是我在研究汉代的时候我的精,气,神全部都在汉代,全部都在司马迁或者汉武帝那儿,突然手机响了,那么我就从汉代回到了今天,要去对付一个可能要和我聊天的一个老同学,讲了半天,那么搁下电话以后能不能回来,表面上能回来,就是你看年代又回到了司马迁身边,但是接电话前的我的心理气场已经破碎了,我对于他的感受,对于汉代的感受,我已经不再存在了。所以这就很痛苦了。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马兰是有手机,它不上网但是她有手机,还有我的一个助理她也有手机,所以我在定期,我等文章写完以后,譬如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我问一下,今天有那几件事情是需要处理的,他们会告诉我,集中时间告诉我一下,这我就处理,那就不会影响我的汉代,我的唐代,就不会影响了。

谭琳:您觉得文化垃圾的定义是什么?

余秋雨:文化垃圾就是过眼烟云,和人类的基本价值毫无关系,和我们自己的生存状态也毫无关系。它只是一种消耗性的东西,它唯一的功用就是它在消耗的同时也消耗了全世界人们关注的热情和生命都消耗掉了,这就是垃圾。

谭琳:我觉得您这次来纽约,我们纽约的观众特别有福,因为您这次是参加华美协进社人文协会的十周年庆典,二十号你还要开一个大讲座给大家讲一些您的观念您的思想,那在那个讲座上您会提到什么,因为华美协进社的何勇老师说,您可能会有一个大半场的这么一个演讲。

余秋雨:我会讲我新出的一本书叫《中国文脉》。

谭琳:在这,我有这本书。

余秋雨:对啊,我刚才看到放在桌子上。我新出了几本书,这是一本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书。它是这样的,你看这本书挺厚吧,其实我也在做减法,因为现在大家大谈文化,文化现在必须要做减法。因为中国历史太长,中国的面积也太大,它文化体量太大太大。所以,你讲中国文化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是文化,但是它核心的脉好像找不到了,譬如有的人认为文脉是宫廷里边这个小姐和那个小姐的斗争,有的人认为文脉是这个将军和那个将军在战场上战术的对比,有人认为文脉是我们那儿出国多少进士,多少状元,有的人认为文脉就是皇帝曾经到我们这来视察过几次等等。就组合在一起,大家头都晕了,历史那么长,事情那么多,故事那么多,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文脉。那么家长教小孩子读书的时候,背古文,背文言文,不断地背,背的结果就是小孩子也很头疼,背了半天以后(就觉得)它和我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它和我今后要在当代世界里边找工作有什么关系都成了一个大问题。所以我很想做这个努力就是给文化做减法,为中国文化找脉络,找最简单的脉络,虽然这本书挺厚,但是如果大家一起帮忙可以把它写得再薄一点,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或者外国朋友能够非常简单地了解中国的精,气,神的关键在哪里。

谭琳:这就是你些书里文脉的要义。

余秋雨:对,这是我的用意,就是做减法,不是做加法。所以我在华美协进社的 演讲可以把中国文脉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关键点向大家介绍一下。

谭琳:因为这本书我也看了,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可以说边看边思考,和十年前我读您的文化苦旅的时候来说我对这本书的思考可能更多,当然也可能跟我年龄的增长也有关系。但是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看您是把这个中国古代的文化从中国古代一直说到清明的时候,那明清之后你就没有再写了,那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中国文脉就此断掉了?

余秋雨:倒没断。就是有一点黯哑,或是有一点衰败,原因就是我们在明清两代 我们遇到了睡了差不多一千年的欧洲,它突然醒来了,由于睡得太长所以对黎明的感受特别深刻。它的文明快速地超过了中国文明,尽管这种文明和那种文明它的体量和性质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毕竟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世界逐渐逐渐地靠近的时候有一个质量的对比,就是在明清特别在清代的时候我们的文明和欧洲文明一比我们落后了,在落后以后这个文明每一个地方都比不过(欧洲文明),有这么一种感觉,我们处处感觉到自愧形秽吧,有这么一种感觉。那这个情况由于文明的衰败,我们的国运也不行,所以大家都陷入了另外一种救亡还是振兴的思维当中,就全社会从文化的思维进入到政治思维进入到改革思维,进入到各种各样改朝换代的思维,这个思维很可能是必要的,但遗憾的是文化思维比较的淡薄了,所以我这里还是提出了一些重要人物,就是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我还提出有一些真正了不起的文化人,他曾经出现,譬如我提到我特别的尊敬的像王国伟,像梁启超,像胡适之,当然还有在他们之前还有个严复,我都提到了,在中国转型时期齐国很大的文化的启蒙作用的人。但是,一些文学家,作家他们在兵荒马乱当中,他们老是在逃难,老是在搬家,老是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要发言,所以作品就不多。比如说像我们都尊敬过的鲁迅先生,他写的东西太少了,我讲的就是他的小说。沈从文先生也是,他写得就比较少了。显而易见就成了问题了,那至于是不是断了,我不认为是断了,我觉得他们的贡献也是不小,尽管作品的量比较少,兵荒马乱当中作品可能质量也差一点,直接是报道来替代文学。但是从新世纪以后,中国文学现在积累的东西其实也不少。所以我有另外一本书叫做《北大授课》我在北京大学讲课的那本书里边也有学生问我:余老师你看上的只是司马迁,李白,你可能是看不起当代的吧。我说不是,当代的文学和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并不太差,并不差,譬如我经常讲到像莫言,贾平凹,余华还有张炜这些很好的小说家,还有一些很不错的诗人,这组合在一起,应该说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其实不见得比“五四”以后差,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说现在和“五四”没法比。其实恰恰相反,现在这些小说家和诗人他们的作品是相当可以的。

谭琳:您觉得当下我们这个社会和古代相比中国最缺失的是什么?

余秋雨:中国人比我们现在文人所描写的中国人要好一点,文人可能为了故意的一种特殊的缘故故意写得好像特别坏,特别阴森,这不是大部分的中国人,少数中国人特别是文人自身可能在文化圈可能发生这个情况,或者在政治圈里发生这个情况。但政治圈,文化圈和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其实关系不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代的,中国人的普通老百姓的基本品质其实没有丢失。当代中国人我因为经历过几次打的灾害地震什么的,大家各个省份自动捐献的这种热忱我觉得他们内心深处还是有个善良的地窖在那儿,就是没有这种很好的手把地窖的门打开,所以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心中埋葬着真正的善良。文化人本来要做这个事情,但是文化人老是没做这个事情,自己总是在各种各样的矛盾打斗,互相说来说去造造谣,就经常是这样。

谭琳:那该如何重建这种文明生态呢?

余秋雨:我觉得首先要改变文化人。我们要让我们的文化人知道自己并没有那么的高贵,文化并没有,你读的书,文化两个字是个大概念你别包括着价值系统,但是仅仅就文化你的学历,你考了什么学校,你的考试成绩这些完全和你的品质没有直接关系.我还在讲这句话,品质堕落的不是全体中国人,我很相信孔子所说的人的心的内处,就是每个人心的里边都保留着善的因子。

谭琳:其实您说到这个问题也让我想起了,作为一个传媒人的一种责任,因为我曾经我也经常在想说您看您说的是文化人,大家都写善的东西,包括现在电视剧也好,电视节目也好,很多都是揭示社会阴暗面的,都是家长里短的,都是什么遗产纠纷的,弄得整个社会你会觉得好像我们的社会怎么了,除了阴暗的还是阴暗的,是不是说作为文化人,媒体也好作家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掌握了这些传播渠道的人也好,是不是应该多去宣传社会善的一面?

余秋雨:这里边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它不完全说大家都说好的善良的,这个就一个文学来说就觉得有一点简单了,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中国社会宗教有一点扭曲。好多宗教的交易没有很好地成立起来,这可能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因为西方的有一些文学也是在暴露社会黑暗,但是他们的宗教活动很兴盛。他们善良的守护有它的组织,有它的机构,有它定期的宗教活动被守护住了,中国当然也有很多宗教的活动,有很多宗教的人物,但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他们参加宗教活动特别是佛教,他们去拜佛往往是在求取什么。

谭琳:求财,求没病,求健康。

余秋雨: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来进行善良的一种制约,就缺少一种社会上一种很善良的一种制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非常希望蔡元培先生讲的以美学来替代宗教,我们宗教没有,那美学也就是文学艺术,你们在问题上要在中国人心灵重建当中应该做一点事情。这个事情不一定是歌颂善。有的时候你真的来展现出人生的苦恼,来展现出人生的各种各样的秘密,整个都在一个善良的大盘子里,否则人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有成功,只有奋斗,没有善良,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没价值。所以我倒是很相信现在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在他的办公室里贴着一个座右铭:它说我即使深陷沟渠,我还是仰望星空,这个星空康德讲过就是第一命令,是善良。就是说一个人总是要仰望星空,星空就是第一命令,第一命令是不能讨价还价的,第一命令你也不能问你这个命令如何发出,从哪里来都不准问,善良是最高命令,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抬起头来。

谭琳:一切都要从善出发。

余秋雨:对,就是止于至善。就是孔子讲的 “止于至善”,就是最高的道德就是极端的善良,必须是如此。否则的话,文化的出发点和终点都没有了。

余秋雨:造谣者应受惩罚
留言评论
 
目前没有评论,赶快来抢沙发吧 ^_^
视频排行榜
今日本周本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