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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之女:父亲被人扣帽子
2013-07-26 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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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著名作家张恨水著作等身,但却被人归为鸳鸯蝴蝶派。他的女儿张明明接受采访,为父澄清,揭开近代文史的一些谜团。[查看详细内容]  分享到微信
详细:
主持人:谭琳

本期嘉宾:张明明
画家
曾任华府书友会、华府作家协会会长
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室內设计系
中国作家张恨水之女

曹旋律 美国中文电视记者

中文巡礼
首播时间:周六、周日 22:30pm-23:00pm
重播时间:周日、周一 7:30am-08:00am
播出频道:美国中文电视73台, 63.4数字台
节目组联系: wuzhang@sinovision.net

谭琳:中文巡礼大家谈,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我们为您请到了华盛顿作家协会会长张明明女士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一起来聊一聊她的父亲——中国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的故事。那另一位嘉宾是我们美国中文电视的记者曹旋律,欢迎两位。张老师,非常感谢您那么远从华盛顿专程赶过来录制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辛苦了。

张明明:不客气。

谭琳:这样让我们先一起来看看您家族的几张老照片吧。其实看完您家族的这些老照片,我觉得像你们这样的那么大的一个家族,然后也经历了中国从民国时期一直到新中国这样一个改变的阶段,那您觉得您的父亲对您来说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张明明:我的父亲最大的影响,我认为我父亲的为人,对国家和民族的那种关怀、关爱,他自己的勤奋,对人的诚恳,对我是一种不可磨灭的影响,影响非常之深。

曹旋律:和当时的那些作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因为当时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的这样一个时代,您父亲给您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特别想知道。

张明明:应该说那个时候的作家其实很多都很相同,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头,他们都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很忧患,面临着日本人那样的强暴。也是对于一个从封建社会,从清朝、满清的晚期,经过民国,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这段的变化是很多的,战乱也是很多的,军阀时期,所以家家都有一些个颠沛流离的故事,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所以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想不相同的地方就是说,像咱们三个人,我们有相同的地方都坐在这,不同的地方,大家从不同的地方来,你的经历就造成了你对事物的认识和你的看法、你的审美的观点、你的人生的目标,都会有不同。我想这也是他和其他作家不同的地方。

谭琳:其实张先生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中国产量最高的一位了,因为写了有一百二十多部小说。

张明明:对,不错,一百二十部。

谭琳:而且当中还有很多很多都是经典名著,有些也是反复的被拍成电视剧,不过呢外界都评价他说他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

曹旋律:爱恨情仇特别多。

谭琳:好像您对这个提法持有否定意见的是吗?

张明明:这个因为你们太年轻,你要知道当时,蝴蝶鸳鸯派本身是没有这个派的,这是别人强加的,别人告诉你你是赵派。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的变化这个含义,从最小从最开始的只谈一堆小儿女哀怨的遭遇,到后来凡是和新文化不同的都变成了蝴蝶鸳鸯派,那蝴蝶鸳鸯派就太大了包括的太多了,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全都是蝴蝶鸳鸯派。所以这个“派”在不同时期,就是蝴蝶鸳鸯派这个名词,也有不同的含义。

曹旋律:其实只是一个休闲的读物的意思可能是。

谭琳:他认为自己是什么派?

张明明:他说蝴蝶鸳鸯派他不敢承受这个名誉,被他们指定最大的几个人,周瘦鹃、张恨水、徐枕亚都不承认自己是蝴蝶鸳鸯派,所以没有人承认自己是蝴蝶鸳鸯派。

曹旋律:可能会愿意说是星期六派,或者是……

张明明:我父亲说他承认他受过星期六派的影响,但是《星期六派》是在当时很进步的文学刊物,它就是从欧美的《Saturday》这个杂志翻译过去的。它介绍了大量的欧美先进文学,它出了二百期,大量的翻译文学,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欧美文学的引进起了很大的不可磨灭的作用,这其实也是左派所提倡的啊,也是那时候搞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啊,可是人家起到了作用你为什么不说人家是礼拜六派呢?对不对,这不公平的。

谭琳:我想在这里啊还是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先稍微的介绍一下蝴蝶鸳鸯派来由的背景。它好像是清末明初的时候在大都市的建立过程当中,兴起的一种说是传承了古代中国小说传统的一个通俗文学的流派。这个流派呢,当然您刚才也说了,是大家强加的一个名字,但是就这种写作形式好像是说当时特别受广大民众的欢迎的,因为您父亲的作品好多人都爱看。但是就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的很多五四新作家新文学作家,他们都说蝴蝶鸳鸯派是庸俗的、空泛的,是靡靡之音,因为它没有体现进步的思想不是革命文章。所以就导致了当时有一大批这样的作家,您一说我是蝴蝶鸳鸯派,因为它老是被骂嘛,他就说我不是。比如说有一个叫包天笑的他就特别明显,他就说从来没有承认过我是蝴蝶鸳鸯派。

张明明:对,这个定义很难讲,如果你说谁给《小说月报》投个稿谁就是蝴蝶鸳鸯派,那么鲁迅先生投过稿,你能承认鲁迅先生是蝴蝶鸳鸯派吗?

谭琳:而且我知道您父亲其实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年轻的时候父母包办婚姻他就离家出走了。

张明明:对。

曹旋律:当时很多人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张明明:对,敢不敢突破。他自己说他是不幸成为一个封建的儿子,但是他要做一个民主的老子。他对我们是非常开明的,从来不干涉我们的婚姻问题,也不干涉我们的职业的取选,上学他都不干涉。他就说你们将来,也不希望我们继承他的事业做一个作家,他说做一个作家不是你想做就成的,这还是要有经历。

谭琳:还需要什么?除了经历?

张明明:我觉得还需要天分。我父亲记忆力非常好,小说读过以后书读过以后他能记得很多。曾经有一个笑话是我们家里传的,因为他小时候喜欢诗词喜欢看小说,常常看小说看到很晚,所以就怕他功课耽误了,奶奶就要问他说你要把这个书什么什么背下来,他说好。那都是线装书,(奶奶)就拿锥子戳一下,说明天你把这个背到这里。第二天我父亲拿来就给奶奶背下来了。记忆力非常强。

曹旋律:张先生就是这么开放,给自己的子女这么多选择,你们才会在各行都特别出色。

谭琳:好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接着聊。


谭琳:中文巡礼,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的女儿张明明女士做客我们演播室,欢迎。另一位嘉宾是我们美国中文电视的记者曹旋律。张老师,之前您说到,说您的父亲是个特别开明的人,给你们兄弟姐妹很多开放的空间去各自发展自己的事业。那他是不是一个严父的形象?从来都没有严父的形象,怎么跟孩子打交道?

张明明:有,我的哥哥们可怕他了。我父亲大嗓门、大眼睛。所以有时候哥哥做错的时候,一喊名字马上就不会乱动了。因为他比较偏爱我,所以没有说过我。但是有的时候做的事情不对,他眼睛看看你,我就不会再做下去。

曹旋律:所以和子女之间的交流是眼神交流。

谭琳: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一直在给报社投稿,从来没有间断过,一直写。好像有次是因为女儿不幸夭折才停了,后来他又补上了。

张明明:一天。

谭琳:这太难得了。

张明明:所以他就跟我们讲做人就要做到这点。别的你做不到的这点可以做到。

谭琳:可见我们新闻工作者对职业操守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像旋律今天交片子,必须得交,要不然开天窗了。

曹旋律:对。

张明明:他就是这样说。你对待朋友,对待工作,你承诺的你一定要做。还有就是“孝”。

谭琳:孝道。

张明明:对,孝道。这个故事我给很多人都讲过。抗战8年的时候,我们在四川,我的祖母在安徽,在乡下。我父亲常常在日本鬼子来轰炸的时候在茅草屋前拉二胡,唱四郎探母。想老娘想得我泪流满面。他常常唱这种曲子。后来我们抗战胜利以后,经过6省回到安庆。安庆就把奶奶从乡下接过来。因为我父亲毕竟是文化人,安庆的文化界就到江边去迎接,“欢迎张恨水胜利归来”。我们就坐人力车回家。离家很远呢,就看到一个两层小楼,我奶奶站在楼上。我父亲认出来了,就从车上跳下来,跪在地上,都是土,泪流满面。那时候我大概5、6岁,我就觉得很惊讶。我父亲在家很高大,那就是最了不起的了。他要给奶奶下跪,为什么要行这么大的礼?当然这件事我后来就懂得了。他就是说“孝”,我们年三十的时候,我父亲一定要给奶奶的相片磕头,奶奶去世以后。他说,我不要求你们这样做。我不这样做,无以表达我对她的情怀。

曹旋律:张先生实际对抗战也感触很深。因为我挺吃惊能看到一个作家写情爱、写爱恨情仇的小说写这么好 ,写抗战的小说同样是那么感人。

张明明:他用心写的。有时候我们看他一本书说,“爸爸你怎么写的?”“用心写的。”他有一本书叫《北雁南飞》,写得是他在江西的一段目睹经历。那时候他很小,刚刚十三、四岁。也是写的非常动人,那是一个爱情故事,也是反封建的。写得是两个人相爱,却不能够表白,因为父母包办了婚姻。写得非常动人。我哥哥比我大几岁,他可能比我看得懂,说“这本书写的真好”。我父亲回答是“我是用心写的”。

曹旋律:这个也是你们都看在眼里,做自己的事都会很用功。

张明明:对,很认真。

谭琳:其实我看了张先生的经历之后,我有个感触特别深。我知道他在一九二几年到三几年之间,创作了几部大作。像《啼笑因缘》,《金粉世家》还有《春明外史》,这都是在同一个时期创作的。但到了1931年,也就是认识你母亲之后,让人突然感觉他笔风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到了1934年后期,他写情爱的就越来越少了,开始关注疾苦,包括一些边远山区人的工作状态。这是为什么?

张明明:这是他的经历。他自己说过,新闻工作者从来不写死的东西。新闻工作者也去游山玩水,但他不报导这个石头怎么样,这棵树怎么样。他更关注的是当时人的生活怎么样。这就是说新闻工作者观察的是活的东西。所以他写小说,自然这种习性就到小说里来了。时代变了,小说的风格一定会变。1931年日本鬼子从东三省到了上海,最后的沦陷。亡国奴啊,对它的打击太大了。而且到处都是花红酒绿,太痛苦了。一种是良知,对于国家不争气,节节败退,退到重庆去。另外就是这些人,甚至包括文化界的人,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对他刺激太大了。

谭琳:您看在那之前,我知道您父亲就靠他的笔头,养活了一家三十几口人,住大宅子。其实在同样的时期,还有一些作家,比如张爱玲,他们作品也是保持了他们的风格。并不是说做文化方面、革命方面的事情,或者说疾苦方面的事情。但是他们可以生活得还不错,或者说可以挣到相当的稿费。但是张先生却放弃了自己的强项,然后转写一些反映社会疾苦的东西。

曹旋律:当时我年轻的时候,张爱玲的小说看得很多,张先生的小说也看很多。我也能够感觉到这当中有一些不同,虽然他们的题材有些相近,或者说张爱玲笔风有学习张恨水先生的痕迹在,但是还是感觉他们的视野是不一样的。

张明明:对,这我不否认。四十年代,张爱玲出名在上海。上海是他们所批评的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我父亲在重庆,他曾经痛心疾首地写过一篇文章,说上海人80%想着怎么样发财,另外人在搞什么。就是说对国家的存亡不太关心,想着就是怎么发财。他说作文章的人,你不能没有一点良心,你还是要负一点责任的。所以他就从1931年开始就写叫“御辱”的文章,就是对日本人的侵入,要有决心,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把日本人赶出去。到抗战的时候就是非常明显的文章了。他曾经在20天里写了一本集子叫《弯弓集》,引用的就是弯弓射日的意思。有小说、有短篇、有话剧本。《热血之花》就是那个时候写的。他是第一个写抗战文学的人。后来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他写《大江东去》,他也是第一个写南京大屠杀的。他是个文人,他没有进去战场,他也不觉得他有这个条件写,就是一种激情。

曹旋律:但是就是用笔战斗。

张明明:当时写《虎贲万岁》,就是写国民党跟日本人奋战的时候,8000人死到最后83个人。我父亲很同情,很尊敬这些无名的战士。但是他觉得他没有战场的经验,不敢写的。有两个兵士,就到我们家里来,带了一包文件,战地文件、地图,就让我父亲写。为了8000兵士的鲜血你应该写。我父亲说我实在不敢接,因为我不会写战争的东西。这些人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不断地到我们家来。后来变成很好的朋友,他们就讲,后来我父亲就答应了。他们把所有的文件都给我父亲讲。比如说怎么喊口令,那天的地图是什么样。他们几个人就在我们家地上铺上地图,铺上东西,这是什么港,这是什么,讲得非常详细。只要你有不明白的,你问我们,我们讲。最后我父亲把这本书写了。

曹旋律:您说的这个故事对我也很有启发。因为我也是做记者,您刚刚说要观察获得东西,要有很多资料,对我也是很有启发的故事。

谭琳:张老师,我知道您原来是搞艺术的,室内设计的。那现在您当作家协会会长是不是也跟父亲的情缘有关呢?

张明明:我想是这样。你要知道我们在美国搞社团活动,会长就是个公仆。你要出时间,你要给大家服务,你要出力,有时候还要出钱。所以不是很多人愿意当会长,当会长你要有牺牲精神,你要花很多时间做。

谭琳:所以您也在做各种活动。

张明明:还有一个,我二水哥还跟我讲过一句话,给我的影响很大。他跟我讲,这个世界上的天才不多,我父亲应该是个天才。但是你不是想当天才就能当的。可是这个世界上更少的是什么,培养天才的土壤,你可以去做一个培养天才的土壤。所以我在生活中,或者是后来的工作中,我认为哪个人有才气,他有光明前途的时候,我愿意帮他。所以参加作家协会作为会长,或者是现在这个中华文化艺术同盟,我们搞这书画会,我都是这样的心愿。

曹旋律:也让人家看到美国这边的画到底是什么样的。

张明明:对。常常说文化交流,怎么样交流,就是我们的画拿回去,他们的画拿过来。所以我们回去办过几次,我也邀请了安徽省的书法家,大概有7个人,来华盛顿展过一次。我又邀请了36个安徽省的美术家,来办过一次展览。就是说,只要你自己努力,用你一点点微薄的力量做你能够做的事情,我不可能把它们放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去展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我可以在我们那个地方啊。

张恨水之女:父亲被人扣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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